东方新报：
池田先生最后一次见邓颖超是什么时候？
洲崎：
那是池田先生
第七次访华，那已经是1990年5月，池田先生要在北京举办摄影展。当时邓大姐的身体不太好，一直在住院。池田先生说，这次就不要去打扰邓大姐了，我们捎个问候就好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她的秘书竟然打来电话说，大姐特地从医院回到了家里，要见你们。池田先生觉得很过意不去，说我们早点去，早点回来，不要让邓大姐太费神了。没想到我们到了中南海西花厅，邓大姐已经站在门口在等我们了，本来她还是坐轮椅，但是那一天她连轮椅都不坐，非要走出来在门口迎接池田先生。
那一天气氛很特别，邓大姐跟我们说，今天我特别准备了一些礼物给你们。池田先生说都这么熟了，您干嘛这么客气。邓大姐说也没什么是好送的，是一把象牙的裁纸刀，这是周总理生前一直使用的一个物品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作为你和总理友谊的见证。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总理很节俭，生前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如今又把这个贵重的物品拿来送给我们。池田先生说，这是你们国家的国宝，我受之不恭。邓大姐说，没什么，我相信我这么做总理也是很高兴的。接着她又让秘书拿来一个白玉笔筒，说这是我一直用的一个笔筒，也作为我的一个纪念送给你们。
那天我们很荣幸得到了两个宝贝，那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两件物品将永久见证中日之间的友谊。直至最后大姐去世后，这两件遗物成为我们创价学会的重宝，估计现在整个世界也是罕见。后来邓大姐去世后，她的秘书来日本时跟我们聊天说，那两件遗物真的是很不容易，因为总理走了后，他所有的遗物都被办公厅收去了。只是在西花厅的一些遗物没有来得及去取。当时大姐要把遗物送池田，很多人反对，觉得总理的遗物本来就很少，您又拿去送人，还送给一个日本人。邓大姐说，这事我已经拍板了，我知道总理和池田先生的友谊，也知道池田先生对于中日友谊的重要性，你们不要反对。
那是1989年的事。当时中国遇到困难，日本也停止了对华的援助。在那时刻，池田先生组织了一个300人规模的大型访华团，带着很多日本青年，以及各行业的代表一起去中国。说我要让你们亲眼去看看中国的样子。他要打破当时外界对中国的不良印象，他要通过当时访华的报道，让全日本的人都知道，中国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样。就在他访华之后，日本政府才逐渐解禁对中国的一系列制裁。在中国遇到困难的时候池田先生伸出了援手，这也是中国很重视和信赖池田先生和创价学会理由之一。
1990年的时候，我们在中国见了很多人，也最后一次见了邓大姐，我们对大姐印象特别深。当时也见了江泽民总书记，他亲自来看池田先生的摄影展。也见了李鹏总理，但印象最深的是邓大姐。记得我们从西花厅出来的时候，大姐还又跑出来送我们，我们在车窗里看到她朝我们挥手，渐行渐远。谁曾想，那次见面自此却成为诀别。
1992年邓大姐去世，我们都很悲伤。
